消费、出口和房地产,2025年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三大难题
内容提要:对于2025年的宏观经济而言,房地产是一张明牌,但对房地产的刺激,难以转化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商品出口是下一张牌,牌面大小未知。提高消费者支出,通过提振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才是我们的王牌。2025年的经济如何走向,其实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面对、解决消费、出口和房地产这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中的消费和房地产这几年一直在困扰宏观经济复苏,而出口,正在从之前几年经济增长的托底因素转化为可能的拖累。决策者一直希望可以通过刺激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出口来消化供给过剩。但面对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行和特朗普提高关税的威胁,适度宽松的货币措施的空间恐受限制,出口化解供给过剩矛盾的渠道可能受阻。因此,中国2025年的增长前景,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位消费、房地产和出口,我们在积极财政政策中如何分配我们的支出渠道。这也是三郎一直强调的,其实重要的并非刺激计划的规模有多大,而是我们如何调整刺激的结构,使之有能力去推动经济增长。一、房地产是一张明牌,但对房地产的刺激,难以转化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了多年的低迷,这种低迷始于2020年之后,当时恒大等杠杆过高的房地产巨头面临监管部门实施的旨在抑制过度借贷和投机的“三条红线”政策。但“三条红线”的抑制政策与地方的土地财政扩张政策产生了冲突,导致这些旨在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举措,在与土地财政的扩张对撞中,引发了流动性危机,导致开发商无法完成项目,并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信心。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12 月份100个城市二手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4203元,环比下跌0.53%,同比下跌7.26%跌幅为 17 个月以来的最大水平,表明房价稳定仍很脆弱。9 月份公布的综合刺激计划旨在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困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承诺降低现有抵押贷款利率。这项政策旨在降低1.5 亿房主的抵押贷款成本,以缓解岌岌可危的信贷风险。虽然中国约 70% 的家庭财富与房地产挂钩,但绝大多数具有消费潜力的中低收入家庭只有一套住房,少数低收入家庭甚至没有住房。因此,刺激房地产的措施首先从方向上,可以缓解金融风险,但无法刺激消费需求。当然,至今还有人认为,只要房价重新上涨,房地产还是可以如同10年前、20年前那样通过带动房地产产业链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这是一种缺乏经济学修养的线性思维。因为20年前中国人的住房拥有率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城镇化率只有现在的一半,家庭债务收入率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出生人口是现在的三倍。无论如何,20年前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环境,现在都无法复制。面对人口总量减少、城镇化率趋顶、家庭负债高企、住房拥有率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现状,通过刺激房地产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祈求,无异于天方夜谭。所以,面对房地产的支持,目的只能定位于通过减轻家庭负担来缓解信贷风险,如果将经济增长的希望押注在房地产上,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二、商品出口是下一张牌,牌面大小未知。至少近1年来,商品出口成功地部分缓解了我们四十多年来持续的超前投资所积累的巨大的供给能力。但特朗普以市场过度饱和和对美国产业构成威胁为由,扬言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以及欧洲、东南亚、南美、墨西哥也在越来越积极地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实施关税策略,将对我们的商品出口构成严重威胁。很多研究机构和经济研究人员经过量化研究认为,如果美国对我们的出口商品征收 60% 的贸易关税,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0.8-1.5个百分点。这对名义经济增长不到4%的我们而言,伤害不可忽视。也有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东盟、墨西哥的贸易转移来抵消关税的影响,此前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美国对东南亚太阳能产品的关税措施告诉我们,这些老套路不一定有用。最近墨西哥取缔小商品城,以及其总统公开宣称要用墨西哥和北美制造的产品来取代中国产品,都在告诉我们此路越走越窄。但三郎认为商品出口是或许未知的一张牌,因为一方面在通过扩大内需来消化出口需要足够的缓冲时间,另一方面化解出口的关税纠纷并非毫无办法。我们知道,去年我们的出口顺差高达8000亿美元,今年接近1万亿美元。我们的顺差就是别人的逆差,如此规模的逆差,哪个国家会毫无怨言?所以,在商言商,如果我们能够明确告诉特朗普,我们可以每年削减四分之一的对美贸易顺差,四年清零,这样的协议特朗普会拒绝吗?同理,我们对欧盟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协商?三郎认为,下下招才是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你加我关税,我就加你关税。人家是逆差,你是顺差,贸易战搞下去,自己的损失最大啊!或许有人说,我们如何减少与欧美的顺差?这就取决于我们是用经济思维,还是冷战思维来处理贸易问题。如果像特朗普一样以美国的经济利益优先,美国的液化气比俄罗斯还便宜,我们是不是可以保留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将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石油气全部更换为美国的?欧美的农产品性价比,比俄罗斯有竞争力,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订单从俄罗斯转移到欧美?实际上,用经济思维来解决贸易问题,一石三鸟。不仅可以利用出口化解供给过剩,为提高内需赢得时间,还可以因此留下正在流失的跨国公司供应链企业,也有利于恢复外来直接投资的恢复。三、提高消费者支出,通过提振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才是我们的王牌。为什么说通过提振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才是我们的王炸?因为私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全球平均在60%左右,发达国家高达70%,而目前我们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40%,是国民经济尚未开发的最大增长源泉。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商品出口,都不具有消费潜力对经济增长推力的哪怕五分之一。所以最近几年,三郎一直将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劳动力收入过低,家庭消费能力不足,导致消费严重滞后于生产供给。而随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效果递减,以及房地产行业发展触及居民住房需求和家庭债务承担能力的天花板,疫情结束后两年来我们出台了越来越多的刺激经济包括房地产的措施,都未能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看到经济复苏的信号,就是因为传统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合时宜,而在提高劳动力收入,增强家庭消费能力方面,我们缺乏实质性的措施。当然,消费者也从其他方面感受到了压力,比如房地产价格下跌侵蚀了他们的净资产,疫情冲击让许多人感到财务上不安全,加上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恶化,导致人们的不安全感大增,促使家庭为未来将面临更艰难的时期勒紧裤腰带。要提高家庭消费,千万不要将眼睛盯在一百多万亿的居民储蓄存款上。因为按照一般的经济结构规律,90%的人,只拥有其中10%的存款。而拥有90%存款的那10%的高收入阶层,他们一直在随心所欲地消费。要提高家庭消费,也不要仅局限于给特定产品发消费券。这种消费券明面上是促消费,实际上是继续刺激符合产业政策的供给。这不仅难以持续地提振消费,还会扭曲产业结构。提高家庭消费只有两条渠道。一是切实提高劳动力收入。这就需要我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通过减少税费来鼓励企业提高劳动力工资。二是切实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出售竞争领域中的国有企业股权来筹集资金,在减少税费的同时,增加社会保障面和社会保障水平。当然,如果我们将眼界放得更大一点,提振消费的措施更有力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将原计划用于投资的国有资金,拿一部分出来直接发给每一个中国人,立竿见影地提升消费。【作者:徐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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